编者说：夫妻双方结婚后设立公司，股权登记在男方名下，后该公司与男方陷入买卖合同纠纷，且男方在审判期间去世，法院裁定将其遗产查封、冻结或扣押，另一方以该股权为夫妻共同财产为由，向法院提出异议，会获得法院的支持吗?确认系争股权归属是否会与执行异议之诉一并做出判决?

01、裁判要旨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投资的收益”，为夫妻的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法有明文，但是并不能据此否定股权本身可能成为夫妻共同财产。

“股东的权利”亦即股东权，是指股东基于向公司出资的事实而享有的权利，包括但又不限于股东的财产权利，此外还包括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等基于股东身份而享有的系列权利。案涉股权则仅指财产权利，属于“股东的权利”之一部，二者并不等同。用“股权具有财产权与身份权两重属性”，进而作出排除案涉股权为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有失妥当。

登记并非股权设立或生效的要件。案涉股权基于股东出资而产生，是股东因出资事实而发生的法律效果之一，即在取得股东资格之外，股东通过投资取得的相应财产权利。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条第二款规定，确认系争股权归属可以在执行异议之诉程序中一并作出裁判。案外人已经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应当释明并依法审判。

02、基本案情

1995年，韩某与马某1结婚。宝恒公司于2010年设立，法定代表人为马某1，马某1持有90%股权;北京丰年公司于2001年设立，法定代表人为马某1，马某持有70%股权;黑龙江丰年公司于2000年设立，法定代表人为马某1，马某1持有60%股权。

垦丰公司与中油丰年(北京)石油销售有限公司、马某1买卖合同纠纷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169号民事判决。黑龙江丰年公司、马某1提起上诉。二审期间马某1死亡，其继承人韩某、马某宁(马某1之子)被追加为当事人。上海高院作出507号之二民事裁定，发回重审。

该案审理期间，上海高院作出507号之一民事裁定，认为马某1继承人韩某、马某宁承担诉讼，诉讼保全措施限于韩某和马某宁继承的遗产范围，裁定查封、冻结或扣押韩某、马某宁继承的价值5000万元的马某1遗产。上海高院作出54号执行裁定，于2021年1月冻结马某1名下宝恒公司90%股权、北京丰年公司70%股权、黑龙江丰年公司60%股权。

2021年3月8日，韩某向上海高院提出异议，申请解除保全措施。韩某认为，自己与马某1系夫妻关系，马某1去世后其持有的股权中的50%，应属于韩某所有，并提交2020年7月24日，公证处作出第040xx号公证书，其中载明登记在马某1名下北京丰年公司的股份是夫妻共同财产，一半的产权份额属韩某所有，一半为马某1遗产由韩某继承。同年12月30日，公证处作出第086xx号公证书，载明马某1名下宝恒公司90%股份是夫妻共同财产，一半的产权份额属韩某所有，另一半为马某1遗产由马某宁继承。上海高院冻结登记在马某1名下三公司全部股份，损害韩某权利。故申请解除对马某1名下三公司股权的保全措施。

上海高院查明案涉股权均登记在马某1名下，韩某提出的解除案涉股权保全措施的主张，于法无据，遂作出1号执行裁定，驳回韩某异议申请。

03、法院裁判

一审判决

507号案审理过程中，因马某1死亡，韩某、马某宁继受马某1该案中诉讼地位，法院对韩某和马某宁继承的遗产裁定诉讼保全，指向的还是马某1的责任财产。现韩某诉请理由是，针对宝恒公司45%股权、北京丰年公司35%股权、黑龙江丰年公司30%股权的保全措施，损害韩某基于夫妻关系形成共同财产中的个人财产份额，因此有权排除执行。故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就前述登记在马某1名下部分股权，韩某是否享有足以排除保全措施的权益。

首先，对韩某主张排除的股权保全措施，系依据法院2020年12月16日作出的507号之一民事裁定书，按照当时的规定，对被执行人与其他人共有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并及时通知共有人。共有人协议分割共有财产，并经债权人认可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有效。查封、扣押、冻结的效力及于协议分割后被执行人享有份额内的财产;对其他共有人享有份额内的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人民法院应当裁定解除。本案中，韩某主张登记在马某1名下的股权系夫妻共同财产，虽然韩某提供两份公证书，证明相关利害关系人对案涉北京丰年公司、宝恒公司的股权进行协议分割，该两公司马某1名下的一半股权应归韩某所有，但是债权人垦丰公司明确表示不同意该分割安排，而就黑龙江丰年公司股权分割也未达成过协议，故执行法院依据前引规定对案涉股权进行冻结并无不当。

其次，本案诉讼保全是冻结案涉股权而不是变价处分，韩某若主张其是股权共有人，可依据规定，提起析产诉讼，该诉讼期间可申请中止对该财产的处分执行，以保障自身权利。

另外，进一步来说，韩某主张登记在马某1名下前述股权系夫妻共同财产，也存在疑问。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股权本可分别登记在夫妻各方名下，现仅登记在马某1名下，且韩某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参与公司管理。股权具有财产权与身份权两重属性，出资与记载于股东名册、公司登记机关是取得完整股权的条件，即便韩某可证明出资源于夫妻共同财产，也不足以认定该股权为夫妻共同财产。

综上，韩某对案涉股权并不享有排除保全措施的民事权益，韩某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驳回韩某的诉讼请求。

二审判决

本院另认定，公证处载明：马某1于2020年6月19日在北京市死亡。本院认为：

一、案涉股权属于马某1生前与韩某的夫妻共同财产。

第一，本案当事人争议的问题是案涉股权本身，而非“投资的收益”，能否成为夫妻共同财产。案涉股权系由股东出资而取得的财产权利，是股东对其投资所占公司财产份额享有的权利。“投资的收益”在本案中则指股东因持有该股权所得的收益，包括股权的增值和红利。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投资的收益”，为夫妻的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法有明文，当无异议，但是并不能据此否定股权本身可能成为夫妻共同财产。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登记在配偶一方名下的股权能否成为夫妻共同财产，可由司法据实确认。垦丰公司主张因案涉股权不是“投资的收益”而不能成为夫妻共同财产，不符合法律意旨。

第二，案涉股权与“股东的权利”并不完全等同。“股东的权利”亦即股东权，是指股东基于向公司出资的事实而享有的权利，包括但又不限于股东的财产权利，此外还包括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查阅公司账簿、表决等基于股东身份而享有的系列权利。案涉股权则仅指财产权利，属于“股东的权利”之一部，二者并不等同。在有限责任公司中，股东行使财产权利虽然受到股东身份的限制，但不改变股权的财产本质属性。将“股东的权利”笼统称之为股权，不能准确把握夫妻共同财产中股权的内涵和外延。公司法第七十五条还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若不作仔细辨析，把案涉股权概括认定为包括股东身份权在内的复合型权利，则对该股东权利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亦将失去其合理性。故原审判决认为“股权具有财产权与身份权两重属性”，进而作出排除案涉股权为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有失妥当。

第三，登记并非股权设立或生效的要件。案涉股权基于股东出资而产生，是股东因出资事实而发生的法律效果之一，即在取得股东资格之外，股东通过投资取得的相应财产权利。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股权登记与否，不是判断该股权设立与归属的实质要件。股权变更登记仅对作为民商事主体的第三人产生对抗效力，且此种对抗效力实为推定效力，而不宜认定为确认效力。人民法院采取查封、扣押或冻结等强制措施，系司法执行权对私人财产的审查及限制，在审查方式和强度上与民商事活动及执行异议之诉中的审判活动理应有所区别，不应简单地将股权登记作为司法确权和执行的充要条件。另外，股权登记的义务主体是公司，股权变更登记不是股东的法定义务。原审判决认为“股权本可分别登记在夫妻各自名下”而未变更登记，进而质疑案涉股权之夫妻共同财产性质，情理法未尽允协。

第四，案涉股权属于马某1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应由当事人举证证明。本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七条规定：“对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难以确定的，主张权利的一方有责任举证。当事人举不出有力证据，人民法院又无法查实的，按夫妻共同财产处理。”依此类推，韩某已经举证证明案涉公司股权均形成于其与马某1的婚姻存续期间，且两份公证书已经证明相关股权系夫妻共同财产，垦丰公司亦无相反证据。韩某虽然未就黑龙江丰年公司的系争股权进行公证，但该公司股权与已公证的两公司股权归属情形，并无二致，垦丰公司亦无相反证据证否韩某主张。原审判决对系争股权归属不作确认，有失允当。

此外，显而易见，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并不影响夫妻共同债务的承担与履行。但是，如果将登记在夫妻一方名下的股权不加辨别，一概认定为个人责任财产，不利于平衡保护基于婚姻所产生的财产权利与普通民商事主体间的交易安全。

因此，韩某主张案涉股权系马某1生前与韩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具备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垦丰公司关于案涉股权并非夫妻共同财产的主张，缺乏理据，不能成立。原审判决对马某1生前登记在自己名下股权之夫妻共同财产性质未作明确认定，亦未直接确认案涉公证书的效力，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有不当，应予纠正。

二、韩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取得系争股权。

首先，人民法院冻结本案股权时夫妻共同财产关系已经终止。马某1于2020年6月19日死亡。上海高院于2020年12月16日裁定保全韩某、马某宁继承的价值5000万元的马某1遗产，并于2021年1月冻结马某1名下的案涉全部股权。即，在上海高院冻结案涉股权时，该股权虽然登记在马某1名下，但是该股权之夫妻共同财产关系因马某1的死亡而终止。本案不存在适用法释〔2004〕15号司法解释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前提，即“被执行人与其他人共有的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马某1死亡，继承开始。案涉股权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其中的一半应当分出归韩某所有，其余的股权作为死者遗产按照继承处理，即便共有，也是继承人对分割前马某1遗产的共有;属于韩某个人经析产应得的系争股权，则不存在共有问题。原审判决未认定马某1死亡具体时间这一关键事实，亦未将韩某个人财产与马某1的遗产加以区分，径直援用上引司法解释第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适用法律错误。

其次，案涉股权一半归韩某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经公证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该项公证的除外。”韩某提交的(2020)京国信内民证字第040xx号、第086xx号两份公证书均由公证机构依法出具，并对归韩某个人所有的股权作出公证。垦丰公司未举示足以推翻该公证事实的相反证据，也未提出该股权分割安排无效事由，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证的事实作出认定并依法确认其法律效力。因此，本案应当认定登记在马某1名下北京丰年公司70%股份一半的产权份额归韩某所有，登记在马某1名下宝恒公司90%股份一半的产权份额归韩某所有。韩某主张登记在马某1名下黑龙江丰年公司60%股份一半的产权份额归其所有，虽未经公证，但股权归属情形与前述两公司一致，亦应作出相同认定。原审判决以“债权人垦丰公司明确表示不同意该(公证)分割安排，而就黑龙江丰年公司股权分割也未达成过协议”为由，适用法释〔2004〕15号司法解释第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亦有不当。

再次，韩某无需另行提起析产诉讼。上海高院依据法释〔2015〕10号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冻结马某1名下的案涉股权。确认系争股权之归属是判定其可否排除冻结措施的逻辑前提。依据本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条第二款规定，确认系争股权归属可以在执行异议之诉程序中一并作出裁判。韩某已经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应当释明并依法审判。原审判决对执行程序与诉讼程序功能未予区分，亦未识别执行规范与裁判规范，直接套用法释〔2004〕15号司法解释第十四条第三款之规定，要求韩某在本案诉讼之外，另行提起析产诉讼，程序流于空转，徒增诉累，既不符合该司法解释规定，也有违集约利用诉讼资源之目的，适用法律确有不当。

综上所述，韩某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21)沪民初5号民事判决;

二、不得冻结登记在马某1名下宝恒投资有限公司的45%股权;

三、不得冻结登记在马某1名下北京瑞雪丰年科技有限公司的35%股权;

四、不得冻结登记在马某1名下黑龙江丰年进出口有限公司的30%股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