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南某与王某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12年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婚后育有一子二女。2022年2月，王某与姚某相识，同年11月，二人开始租房同居生活。2022年6月至2023年1月期间，王某通过微信多次向姚某转账，累计约3万元，还通过某直播平台向姚某的平台账号多次打赏礼物，累计约5万元。南某知晓后，起诉要求姚某返还王某打赏的钱款。

分歧

在当前的法律背景下，我们面临一个复杂的问题：网络直播打赏的性质如何认定？这个问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服务合同说和赠与合同说。

服务合同说的主张是，主播在网络直播中提供了表演、播报、互动等服务，而用户则从中获得了精神享受或智识提高。这种非强制性的付费方式被视为一种新型的服务合同。在这种模式下，打赏被视为用户对主播表演服务的购买，是双方之间的一种交易行为。

另一方面，赠与合同说则强调，用户观看直播并不受任何限制，打赏行为完全是自愿的，没有合同义务，也没有金额大小的限制。赠与合同说主张，这种行为的本质是财产的无偿转移，因此应被归类为赠与合同。

这两种观点都有其合理之处，但如何准确界定网络直播打赏的性质，还需要进一步的法律研究和司法实践来明确。

评析

笔者赞同赠与合同说。理由如下：

网络直播打赏行为：性质、效力与返还比例的探讨

在互联网时代，网络直播已成为一种广受欢迎的内容形式。而在这种情境下，观众通过打赏来表达对主播的喜爱和支持已成为常见的互动方式。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种打赏行为的法律性质是什么？其效力如何认定？以及在特定情况下，打赏款项是否可以返还以及返还的比例如何确定？

首先，关于网络直播打赏行为的性质，目前存在多种观点。其中，服务合同说认为，主播在网络直播中提供了表演、播报、互动等服务，而用户则从中获得了精神享受或智识提高。这种非强制性的付费方式被视为一种新型的服务合同。然而，从赠与合同的角度来看，用户观看直播并不受任何限制，打赏行为完全是自愿的，没有合同义务，也没有金额大小的限制。赠与合同说主张，这种行为的本质是财产的无偿转移。结合网络直播打赏的实际情况，赠与合同的观点似乎更为贴切。因为主播的直播展示并不是按照打赏人的意愿进行规定的表演，直播打赏并没有要求给付义务，打赏不能看作是直播服务的对价。此外，打赏人对主播的打赏具有任意性、随机性特点，其金额不固定，更符合赠与合同无偿性的特征。

其次，我们来看网络直播打赏行为的效力。由于直播打赏行为系赠与行为，在没有无效情形的前提下，赠与行为通常是合法有效的。然而，当夫妻双方中的一方擅自将夫妻共同财产用于直播打赏时，其效力问题就变得复杂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主播是否为善意第三人；二是打赏的目的是否包含维持与主播的亲密关系。如果主播是善意第三人且打赏的目的是为了维持与主播的亲密关系，那么这种打赏行为可能被认为是无效的。

最后，我们来探讨网络直播打赏返还比例的认定问题。由于打赏人、主播和平台之间存在复杂的法律关系，因此要确定返还比例并不容易。主播获得的打赏是从平台分得经济收益的依据，而打赏人与主播并不直接产生钱款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主播和平台可以被视为共同构成提供服务的一方主体。而打赏人与主播之间形成依托平台的赠与合同关系，其返还比例应当按照网络平台常规分成收益比例进行返还。具体来说，应先确定主播作为网络平台上的收益分成比例，并结合同类直播平台与主播的分成比例来综合确定具体的返还金额。

综上所述，网络直播打赏行为的性质、效力与返还比例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法律问题。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相关的法律问题涌现出来。因此，我们需要持续关注这一领域的法律动态，以便更好地保护各方权益并维护市场秩序。